其实也不能说是失败，毕竟在院线电影当中，《长安的荔枝》还是有一定的观众基础的，但是这种基础跟大鹏之前的作品《年会不能停》来比较就显得式微了。同样是打工人题材的作品，免不了放在一起比较，但这种比较本质上虽然不很合适，但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这是观众们自然而然的选择。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长安的荔枝》没有在票房上取得更好的成绩也是有理由的。
《长安的荔枝》是一部借古讽今电影，本片表面上说的是盛唐时候的景象，实际上说的是现实社会中的普通打工人的困境。影片通过李善德这个无名小吏的官场悲欢试图点燃现实社会中的普通打工人的职场困境，只不过跟之前的《年会不能停》来相比，《长安的荔枝》并没有取得更好的票房成绩。当然，影片的票房并不能说明一切，但却可以说明电影本身能迎合的，能适配的大多数人的喜好，只这一点参考，就足以看见本片在创作思路上是跟前一部作品不一样的。
不一样了在哪里？当然是结局，《年会不能停》就故事结局来说是一部优秀的商业片逻辑，因为大团圆的结局是每一个从头到尾看完了这部影片的人所期待的，尽管那部影片的核心并不在表面上的故事，但是谁也不能拒绝一个阴谋被洞穿，尔后彻底的将自己的怨气发泄出来，并且成功的动用金手指来为自己伸张正义，这个逻辑是每一个商业片需要的，尽管这样一种需要很大程度上会让一部影片的口碑变得不那么好，但对于走进电影院的大多数人来说，电影很多时候都是需要满足自身诉求的，但凡能满足，即便是虚假的也是好的。
这样来看，《长安的荔枝》就显得有些脆弱了，因为它的结局并不爽，这也就决定了它并不能满足走进电影院的大多数人的观影习惯，最终就会影响影片的票房了。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长久以来横在观众和电影创作者中间的无法逾越的门槛。电影创作是为了什么？或者这样说，电影创作究竟是为谁创作的？这个问题似乎应该每一个创作者都能给出来相似的答案，但实际生活中却有着五花八门的回答，没有一条回答是应该有的答案。
电影创作自然是应该服务于观众的，而且是服务于最广大的，肯走进电影院的观众，因为只有迎合了这部分观众的观影需求，电影才会有不菲的票房收入。然而自从国产电影走进了大片时代，并没有多少创作者肯遵从这个逻辑，但不遵从这个逻辑的创作者并没有受到什么样的惩处，因此，他们慢慢的产生了一个幻觉，电影可以脱离观众而单独存在，最终就造成了国产电影的一种窘态。
当然，大鹏还是一个很不错的电影人的，他的这些作品本身有着肉眼可见的进步，但本片所展现的，或者说所表现出来的却并没有足以使走进电影院的大多数人感觉到畅快的时刻，更多的时刻，本片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别扭，一种打工人的别扭，而且这种别扭并不会让人感觉到舒畅。
本来在看完《长安的荔枝》之后，总觉得哪里差点东西，但总是说不出来，直到当我九点多走出公司的大楼，在夜幕下骑着共享单车往回走的时候，我发现了这种东西是什么？是打工人的委屈，这种委屈则需要在走进电影院的时候得到爆发，哪怕得不到爆发，能有点安慰也算好的。但在《长安的荔枝》当中，没有安慰，有的只是对于打工人普遍的困境的一种完美呈现。
但这种属于打工人的困境的完美呈现，最终还是需要打工人去观看，这就形成了一个负面闭环，当你呈现的越是精细，就越会让普通的打工人感觉到错愕，感觉到难受，因为上了一天班，大家走进电影院更多的是寻求放松的，而不是让自己继续心情沉重。因为本片中对于职场的批判够细节，但越是如此，就越会让很多观众感觉到不舒服，公司里面是这样，电影院还是这样，这样一来，看电影就不算是放松了。
但《年会不能停》为什么能好点呢？因为它哪怕是虚构的，也会给出来一个安慰性质的结局，坏人受到惩处，好人获得奖励。这是个简单的朴素的逻辑，但这个逻辑在《长安的荔枝》上没有。可能有的人会说本片的结局不也体现了祸福相依吗？但请大家注意，李善德离开长安来到岭南之后的安史之乱并不是对于李善德的直接奖励，而是一种阴差阳错的故事冲突，这个冲突甚至不需要开金手指。因为没有直接的奖惩，所以在观看本片之后，很多人都会觉得意难平。
《长安的荔枝》是一部好电影，不过太过于沉重，对于想要在电影院找寻美好的观众，尤其是大多数观众来说并不是好选择，所以本片才没有在票房上有更大的收获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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