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30日，江西南昌，距离起义预定时间只剩不到两天。前敌委员会正在为部队行动做最后准备，张国焘却突然赶到，带来一条足以改变全局的消息：共产国际方面认为，如果起义“毫无胜利的机会”，可以不举行。
屋里的气氛立刻变了。
南昌起义并不是临时起意。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共清共，武汉政府与张发奎部的态度也日益变化。中国共产党急需掌握一支自己的武装，保存革命力量。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负责组织南昌起义，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已经分别投入准备。
此时喊停，牵动的绝不只是一次会议。
7月26日，临时中央开会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传达了有关意见。为了避免电报泄密，他没有直接给南昌前敌委员会发出正式电文，而是让张国焘前往传达。这个安排，后来成为争论的关键。
张国焘抵达南昌后，强调起义缺乏取胜条件。在他看来，起义部队人数和装备都处于劣势，外部援助有限，苏联军事顾问也没有参加，贸然行动很可能遭到失败。既然共产国际提出了“如果没有胜利机会，可以不举行”的前提，他便把重点放在了“不举行”上。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这句话究竟是停止命令，还是带有条件的判断？中央后来认定，共产国际的原意并非简单叫停，而是说只要不是“毫无胜利机会”，起义仍应进行。中央常委在汉口讨论后，也认为南昌方面并非完全没有胜算，因此才派张国焘去前敌委员会，目的在于督促和坚定起义决心。
前敌委员会当然无法平静接受。
周恩来当场表示：“中央已经决定派我来组织这次行动，你现在又传达不同意见，我怎样执行？”李立三也认为，部队已经完成部署，再拖延只会给敌人留下调整时间。准备工作到了这一步，任何含糊表态都可能造成军心动摇。
会议一度陷入僵局，只能暂时休会。
据相关回忆，谭平山随后找到周恩来，提出了极为激烈的建议：“张国焘如果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也最容易被后人误解。它反映的是当时斗争形势的紧张，并不意味着党内真的形成了处决张国焘的决定。
周恩来没有接受。
在周恩来看来，张国焘即便判断错误，也属于党内意见分歧，不能用个人暴力解决。起义能否成功，必须靠组织决定和军事行动说话，若因争执而相互残杀，革命队伍本身就会先行瓦解。
第二天，新的情报送到前敌委员会。叶剑英报告说，张发奎、汪精卫等人可能在8月1日前后到达南昌。张发奎部队内部本就存在复杂变化，一旦敌方首脑和相关部队进入南昌，起义部队将失去突然行动的条件。
形势不再允许反复权衡。
原本的争论，转化成了现实的军事压力。前敌委员会多数人坚持按原计划行动，张国焘面对已经形成的决议和激烈要求，也没有继续阻止。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内枪声响起，起义正式开始。
起义部队很快控制了南昌主要区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虽然部队随后南下，在潮汕地区遭遇失利，但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也使建立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成为明确方向。
张国焘在这件事中的责任，后来被中央重新审查。
在相关会议上，张太雷指出，中央派张国焘前往南昌，本意是让他推动前敌委员会坚决执行起义政策，结果他却把共产国际的条件性意见解释成了反对行动，并且本人也表现出动摇。问题不只在于个人判断失误，还在于他以中央代表身份传达意见，容易使前敌委员会误以为中央已经改变决定。
张国焘并未接受这样的批评。他辩称，自己传达的确实是罗明纳兹亲口说明的内容，而且当时敌我力量悬殊，谨慎行事并无错误。他还认为，自己没有篡改指示，更谈不上“假传圣旨”。
中央的答复则抓住了一个核心：同一句话，不能脱离上下文解释。共产国际说的是“如果毫无胜利机会，可以不举行”，中央判断南昌仍有行动条件，派张国焘去的任务便是坚定前敌，而不是让他自行作出停止决定。张国焘把条件转成结论，实际效果便是阻挠起义。
这场争议，也暴露出当时党内在军事判断、组织纪律和对共产国际指示理解上的矛盾。革命处于生死关头，谨慎固然重要，但把个人判断置于集体决议之上，同样会造成严重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张国焘后来在长征时期又曾与中央发生尖锐分歧。1935年，叶剑英从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电报中察觉到异常，及时将情况报告毛泽东，避免了更大的组织危机。不过，这已经是另一场政治和军事冲突。
南昌起义结束后，中央对张国焘作出了处分，撤销其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等职务。谭平山那句“把他杀掉”，最终没有成为行动；真正留下的，是一次关于组织纪律和重大决策责任的处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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